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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

“天下谷源,人間陶祖”   

——驚世發現玉蟾巖   

趙榮學   

一、孤獨的玉蟾巖   

玉蟾巖位于道縣壽雁鎮白石寨村附近,前后有兩個洞口。前洞坐南朝北,洞口呈半圓形,上有瑩白的巨大鐘乳石懸掛,遠遠看上去像極了蛙類的鼻子,當地居民將其命名為蛤蟆洞、麻拐巖、拐子巖,文人則美其名為玉蟾巖。   

玉蟾巖是顆鮮活的心臟,他在跳動著,守著驚世的秘密,期待有緣人分享他的榮辱,破譯他的生命密碼。為此,他扮演著千變萬化的身份,他既是牛群棲息的場所,也是牧童嬉戲的樂園,既是鳥類生活的家園,更是旅游探險者的目的地。無論來的是動物還是人群,玉蟾巖都本著上門為客的原則熱情地接待,反正這些來客都能給自己帶來熱鬧,帶來快樂。然而熱鬧過后是冷清,快樂過后是悲傷,萬年前,他的子民——玉蟾巖人在這里生息繁衍,那時的生活是單調凄苦的,但他的子民生活得很安詳很自在,因為他的子民在這里找到了遮風避雨的家園,尋覓到了少量但能賴以生存下去的各種食物,而他卻只要求他的子民能健康快樂地生活在他的身邊,永遠陪著他這位孤獨而又慈祥的長者。于是,螺殼、稻粒、陶片、用火遺跡、動物殘骸、勞作用具等等都被他埋藏。   

二、驚世發現   

玉蟾巖蘊藏著豐富的文化信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極大關注。1985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吳茂林等專家對玉蟾巖進行了實地考察,采集了少量的標本。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縣舉辦了“湖南省洞穴遺址調查培訓班”,在培訓期間,學員對道縣的洞穴遺址進行了科學的考古調查,玉蟾巖再次以其獨特而豐富的文化信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極大興趣。   

為了更為詳細地揭示玉蟾巖的文化面貌,經報請國家文物局同意,1993年11月2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了一支考古發掘分隊悄然進駐道縣職業中專(現改名為永州市工貿中專),隊員主要成員有儲友信、張文緒、邱東聯、顧海濱等人,領隊由北京大學考古學碩士、時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袁家榮擔任。   

考古發掘工作在考古隊員和當地農民的協同勞作中有條不紊地進行,主要集中在玉蟾巖的后洞。為了確保發掘工作不受外來因素的干擾,進入工作面的考古隊員必須換上干凈的鞋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舉動如宗教信徒的朝圣。清理工作集中在玉蟾巖后洞中四米見方的探方里,當清理完表面的泥土堆積,考古隊員腳下的土地已屬年湮代遠的史前,這正是他們要尋找的歲月。清理、發掘、照相、繪圖、篩選、漂洗,考古隊員各司其職,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單調的考古流程。   

這一發掘帶來了巨大的收獲,與其說是考古工作的巨大收獲,還不如說是玉蟾巖本能地保護了他的子民留下的豐富的文化信息。文化層中分布著大量的動植物遺骸,見證了玉蟾巖人的采集和漁獵生活;一層疊一層的白灰面以及富含灰屑、燒骨的用火遺跡昭示著玉蟾巖人曾多年棲居于此的事實;粗糲的打制石器、穿孔蚌器以及人工磨制精美的骨鏟、骨針,無聲地訴說著玉蟾巖人篳路藍縷的生存歷史。在接近洞中文化堆積的底部,帶有原始特征的陶片從地層里凸現出來。眾所周知,陶器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原始古陶片的發現預示著考古工作正在逼近農業文明的源頭。果不其然,11月17日下午,當考古隊員在洞外進行漂洗時,一枚稻殼跳入他們的視線,與無異于泥塊的陶片相反,它并不是現出古老的外觀,仿佛剛出自收割不久的田野,依稀保留著被掩埋時的光澤,這光澤隱含了遠古農業文明的最初歷程。玉蟾巖古稻殼和原始陶片的聯袂出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1995年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玉蟾巖進行了考古發掘,并聘請了農學專家和環境考古專家,實行多學科合作。2004年11月,經中國外交部、安全部等14個部委的聯合批準,“中國水稻起源考古研究”中美聯合考古隊進駐玉蟾巖,這是湖南文物考古界首次與國際同行進行合作。美方考古領隊由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終身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巴爾·約瑟夫擔任,中方考古領隊由袁家榮擔任,隊員多達十余名,集聚了田野考古、古稻研究、古生物、古陶器、環境考古、實驗分析等方面的專家。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遺物,全面展示了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原始水稻農業的孕育、產生和發展過程,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制陶工業的起源。   

三、考古遺珍   

玉蟾巖遺址出土了大量的動植物遺骸。因為年代相對較近,保存環境相對穩定,動植物殘骸石化程度不深,姑且稱之為半化石。動物殘骸大體分哺乳類、鳥禽類、魚類、龜鱉類、螺蚌及昆蟲等。   

玉蟾巖出土的哺乳動物殘骸種類多達28種。數量最多的是鹿科動物,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麂、麝等;其次為野豬、牛、竹鼠、豪豬;食肉類動物多為小型動物,種類繁多,如青鼬、狗獾、食蟹蠓、斑靈貍、花面貍、椰子貍、野貓、大靈貓、熊、貉。此外,還有獼猴、羊、兔、食蟲目等動物遺骸。   

鳥禽類動物的遺骸種類有27種,且數量巨大。其中與水泊環境相關的水棲種類達18種。如鷺、雁、天鵝、鴨、鶴、鴛鴦等。如此豐富的水棲鳥類,說明當時的玉蟾巖附近有寬廣的水域分布。   

魚類遺骸有鯉魚、草魚、青魚等。龜鱉類有鱉、隱頸龜。螺絲有大型和小型兩類。細小螺絲有生活在淡水環境的,也有生活在陸地環境的,大型螺絲則基本上生活在淡水環境。經鑒定螺絲種類在26種以上,其中可供人類食用的有4種:桶田螺、中國田螺雙漲亞種、割田螺、方型田螺方型亞種。蚌類有7種,均為淡水湖泊、河流、河濱池塘生活種類,如重美帶蚌、短褶矛蚌、珍珠蚌、河北籃蜆、籃蜆等。   

在玉蟾巖文化堆積中收集了大量植物果核,經初步分析有40多種,目前能鑒定到種屬的有17種。其中可供食用的有4種:中華獼猴桃、獼猴桃、野葡萄、梅。值得注意的是,樸樹籽在遺存中最為豐富,其種類有紫彈樸、珊瑚樸。我國史前遺址經常伴隨出土這種植物種子,如北京猿人遺址、陜西漢中的龍崗寺遺址等,樸樹籽如此頻繁地出現在史前遺址中,其地位如此突出,肯定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據推斷,盡管肉質不多,樸樹籽還是可供人們食用的。   

玉蟾巖出土的大量動植物遺骸,表明玉蟾巖史前的生態環境與現在有較大差別。現在的玉蟾巖北邊是一片常綠的松林,東北方向是郁郁蔥蔥的油茶林,東南、正南、西南方向是綠油油的稻田,與永州市工貿中專、白石寨村遙遙相望。晚風徐徐吹來,松濤聲、讀書聲、青蛙的鼓叫聲、小孩的嬉鬧聲,聲聲入耳;淡淡的稻花香、郁郁的油茶花香陣陣襲來,一派田園牧歌的寧靜與浪漫。而出土的動物半化石中與水域環境相關的動物占絕對優勢,現已鑒定的鳥類中有18種水棲鳥類,哺乳動物中水獺、鹿類動物也喜歡在林緣湖灘上活動,這說明史前玉蟾巖周邊有廣闊的水域分布,而大量的魚、鱉、螺絲、蚌殼等水生動物,也反映玉蟾巖周圍有寬廣的湖泊環境。動物半化石中的熊、猴、野豬、麝等種類,反映玉蟾巖周圍必然有茂盛的森林。水鹿、梅花鹿、豪豬以及大量的小型食肉類動物的出土,反映了玉蟾巖附近必定有寬闊的稀樹草地或灌木叢。數量較多的竹鼠半化石,說明了茂密竹林的存在。不難想象,在一萬至兩萬年以前,玉蟾巖附近的自然環境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開闊的林間草地、灌木叢林和茂盛的竹林,還有相當寬闊的湖泊水域。在亞熱帶的溫暖濕潤的氣候下,魚類安詳地在水里翔游,龜鱉自在地在河岸的沙灘上孕育新的生命,螺絲和蚌殼悠哉地棲息在湖泊和河里;不遠處的蘆葦叢里天鵝在高傲地梳理著自己的羽毛,野鴨在機警地追尋自己的獵物,鴛鴦成雙成對地演繹著仙侶般的愛情傳說,偶爾一行白鷺唳叫著飛上藍天;梅花鹿優雅地奔馳在林間草地,時不時打個滾以宣泄心中的滿足,熊在笨拙地尋找自己的食物,頑皮的猴子似乎在嘲諷熊的笨拙,嘰嘰喳喳地從這棵樹跳向那棵樹,山那邊的灌木叢里掛滿了黑黝黝的野葡萄、沉甸甸的獼猴桃。   

豐富的動植物資源為玉蟾巖人提供了足夠的食物來源,既保證了狩獵經濟的規模,又豐富了采集經濟的基礎,并拓展了捕撈經濟的范圍。玉蟾巖人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大自然給予的恩賜。他們想吃魚、蚌、螺絲,下水撈就可以了;想吃肉類補充一下營養,漫山遍野有的是野羊、梅花鹿、麂子、獐子;想吃水果調劑一下胃口,也是“春摘桃李秋摘梨,漫山遍野果離離”,每個季節都有新鮮果品。他們過著韓非子在《五蠹》中所說的“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人民少而財有余”的生活。很快,玉蟾巖人便發現,溫暖濕潤的氣候固然加速了動物的繁衍和植物的生長,但也加快了食物的變質和腐壞,而且長期的茹毛飲血的生活方式也給他們的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他們千方百計地尋找一種既可貯存食物又可炊煮食物的工具。他們從附近砍來竹子,截成竹筒貯藏和炊煮食物,竹筒單單貯存食物倒也夠用,倘若炊煮食物則實在不耐用,一次兩次也就罷了,次數多了,竹筒就燃燒掉了。他們發現每次煮完食物后,旁邊的泥巴只是變得干硬和結實,并不會燃燒,若是能用泥巴制造出一種既能貯存食物又能炊煮食物的工具,那實在美妙不過了。于是,陶器應運而生了。   

四、人間陶本   

陶器的發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陶器的制作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化學變化將一種物質改變成另一種物質;陶器的出現,加速了生產力的發展,促使人們由游離不定走向定居生活,它不僅是偉大的農業文明即將到來的宣言書,也是人類步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正因為陶器如此重要,所以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都對陶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20世紀20年代,瑞典學者安特生將其在中國黃河中上游調查所得的仰韶文化時期的陶片帶回歐洲并展出和出版時,引起了整個歐洲的轟動。一時間,上至王公貴族,下至普通學者,無不爭相觀看有關仰韶文化的展覽,閱讀有關仰韶文化的書籍,這股浩蕩的仰韶文化熱極大地沖擊了當時的“歐洲文明中心論”。隨著現代考古學的發展,新的考古發現不斷涌現,證明煊赫一時的仰韶文化不過是中國眾多新石器文化的一支,只是它的分布范圍更為廣泛。   

陶器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在全球廣泛分布制陶粘土的條件下,陶器的產生和發展更多的由經濟發展程度和人類需要而決定。就世界范圍內而言,最早的陶器相對集中在東亞地區,在中國、日本、韓國以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都發現有一萬年以前的陶片。相對來說,日本繩文草創期的陶片資料更為豐富。根據火山灰的層位判斷,其絕對年代在11000年以前。據觀察,以上東亞地區所發現的陶片,無論燒制年代,還是制作工藝、燒制火候,都顯示不是最原始的陶片,尋找更原始的陶片成為人們的追求。玉蟾巖出土的陶片自然就備受矚目。   

玉蟾巖的三次考古發掘都出土了陶片。1993年,在接近基地的地層發現了三塊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相距不到一米的地方發現了一堆約30×30厘米范圍的陶片。2004年,中美聯合考古隊也發現了陶片。在玉蟾巖的整個文化堆積中,很少見到陶片的散布,僅在個別層位中發現陶片。這一現象說明當時陶器十分稀少,尚未廣泛流行使用,屬于陶器的初創期。出土時,陶質非常疏松,好似泥團捏成,一碰即碎,燒制火候非常低。陶器制作非常粗陋,陶胎厚薄不勻,厚者大約2厘米。火候不勻造成黑褐色、紅色陶胎,近口沿部分夾炭,羼和料為石英砂,既有一定磨圓磨光的石英砂,也有用石英礫砸碎的顆粒。陶片內外均有紋飾。無論是陶器的分布數量,還是陶器的制作工藝、燒制火候,玉蟾巖陶器都顯示出非常原始的形態。   

1993年、1995年和2004年三次考古發掘出土的陶片分屬不同的個體。1995年出土陶片可復原成一件釜形器。陶釜為侈口,圓唇,斜腹壁,尖圜底。外壁印飾手工編制的藤條紋飾。紋飾右斜走向,外壁局部可見表層脫落的內層面上也有紋飾痕跡,這說明,在已經制作好紋飾的陶器上,有局部貼泥進行整形修理的工序。內壁凹凸不平,包飾藤條紋近水平走向,下部紋飾因收分手抹而不清楚,局部也有紋飾,與外壁走向吻合。陶釜口徑31厘米,通高29厘米,用泥片貼筑法手捏而成。1993年出土的陶片大致也可復原成釜形器,形態類同,個體略小。2004年出土的陶片因數量較少無法復原。   

玉蟾巖在1993年及1995年出土的陶器與日本繩紋文化草創期的陶器有一些相似之處,如口沿唇部飾紋。最大的共性是陶器均為敞口、斜壁、尖圜底的釜形器。據推斷,敞口是為了便利放置和取出物件,釜形陶器則與陶器最初用作炊煮器有關。玉蟾巖陶器與日本繩紋文化草創期的陶器如此相似,絕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早期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普遍性。玉蟾巖陶器與日本繩紋文化草創期的陶器還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火候更低,陶色不均呈黑褐色、紅色,厚胎夾粗砂,采用泥片貼筑手制法,內外飾類似繩紋的手工編制的藤條紋;后者火候相對較高,陶色多為紅色,胎心呈灰褐色,薄胎夾細砂,胎土較細,采用泥條圈筑手制法,紋飾以隆帶紋和隆線紋為主,常裝飾在陶器的外壁近口沿部位或外壁的上部。總之,玉蟾巖陶器的制作工藝更原始,燒制火候更低,比日本繩紋文化草創期的陶器燒制時間更早。北京大學碳十四實驗室對1993年玉蟾巖出土的陶片進行質譜加速器碳十四年代測定,確定了四個數據。其中,用陶片上的腐殖酸測定,年代距今12320±120年;用陶片基質測定,年代距今14810±230年;用同位層的木炭測定,年代距今14490±230年。這是當時世界發現燒制最早的陶片。但是據觀察,這些陶器的羼和料,盡管是非常原始的粗細不勻的石英顆粒,可從羼和料多為砸碎的石英顆粒判斷,陶胎中的砂粒并非自然狀況下混入的。據推斷,這應該是玉蟾巖人在經過一段更為原始的燒陶實踐后,認識到陶土里摻入砂粒可防止陶器在晾干和燒制過程中因升溫過急而發生破裂,從而有意識地將石英顆粒摻入陶土之中。這預示著玉蟾巖可能還存在燒制更為原始、燒制時間更早的陶器。   

2004年,中美聯合考古隊在玉蟾巖發現了更原始的陶片。為了更精確地測定這些陶器碎片的年代,而且不破壞玉蟾巖的大自然生態環境和小自然生態環境,考古工作人員對陶器碎片出土的周邊地層進行了詳細的碳年代測定分析。研究人員從周邊地層中提取了100多個骨碎片和木炭沉積物標本,對其中29個樣本進行放射性碳測,從而獲取了有關周邊不同地層的年代脈絡。將陶片與發掘出土地層相對比之后,研究人員初步確定陶器碎片的年代距今1.8萬年。2009年6月5日,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刊載了有關玉蟾巖陶片斷代的文章,指出玉蟾巖出土的陶片大約距今1.4~2.1萬年,這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發現的陶片都要早好幾千年,也標示著玉蟾巖人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發明了陶器。玉蟾巖陶器無論形態、生產方式、制作工藝還是分布狀況,均顯示出非常原始的狀態,陶片相對集中,片大,并能大體復原成完整器,這為研究陶器起源提供了完整的資料。   

玉蟾巖制陶工藝興起后影響了其周邊地區的陶瓷業的發展。首先,玉蟾巖陶器催生了環玉蟾巖地區的史前制陶工藝,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廣西廟巖、廣東英德牛欄洞都發現了距今1萬年左右的陶器,在永州境內也發現了大量的富含陶片堆積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其次,與玉蟾巖制陶工藝一脈相承的永州陶瓷業在歷朝歷代都展示了自己的獨特魅力。戰國時期,永州的制陶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永州市博物館收藏了一件鷂子嶺出土的戰國雙耳黑陶壺,其紋飾精美,且燒制火候較高,質地較硬,已具有原始瓷的特征。國家文物局組織編寫的《中國陶瓷》一書認為中國瓷器起源于東漢,白瓷則最早燒成于三國時期。永州市藍山縣出土一只全國罕見東漢白瓷碗。永州的制瓷業在宋代空前繁榮,江永允山鎮玉井窯址規模宏大,燒造器型多樣,延續燒制時間長,其廢棄的瓷渣延綿數公里。在瀟水和湘江兩岸則涌現了以道縣清口、冷水灘黃陽司、冷水灘三多亭為代表的眾多窯址。再次,玉蟾巖制陶工藝影響甚深甚廣,湖南及周邊省區歷代陶瓷業概莫例外。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長沙窯、宋代衡州窯、宋代江西景德鎮窯、吉州窯、廣東順德窯。長沙窯是唐代中國外銷瓷的重要產地,首創釉下彩燒瓷法,景德鎮在宋以后一直是官窯,有“瓷都”之稱,順德現在仍是裝修瓷的重要產地。總之,玉蟾巖是華南及長江流域的陶瓷工業的起源中心,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的陶瓷發展史。   

五、天下谷源   

玉蟾巖的文化堆積厚達1.2~1.8米,這顯然不是短期人類活動造成的,而是長期生活的結果。隨著氣候的變化和人口的增加,可供玉蟾巖食用的動植物資源日趨不足,玉蟾巖人加強了現有資源的有效利用。美國《考古科學雜志》2009年第36卷刊發了題為《舊石器晚期的資源強化:以中國南部為視角》的文章,該文運用一系列動物考古埋藏學分析方法和詳細的量化統計,對玉蟾巖遺址的動物遺存,尤其是哺乳動物骨骼營養成分處理程度,進行了全面分析,認為玉蟾巖遺址存在資源強化利用的現象。而資源強化利用常被考古學家視為人類從定居走向農業生產的先兆。玉蟾巖陶器的出土也意味著玉蟾巖極有可能孕育著原始農業。   

玉蟾巖出土了大量的與原始農業有關的生產工具,更直接證明玉蟾巖存在原始農業。玉蟾巖出土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角、牙、蚌制品。玉蟾巖出土石制品千余件,全部為打制石器。石制品的特點是以礫石為原料,石器巖性主要為砂巖,少量為石英;石器制作粗陋,不規整,形狀多變;石器加工技術簡單,基本上采用錘擊法。二次加工的石器很少,并局限于單面加工,多由腹面向背面加工;器型以小型石器為主,有一定數量的中型石器和大型石器。中型石器直接用礫石錘擊而成,小型石器多用石片略作加工而成,或直接用石片;石器的組合主要為刮削器、砍砸器、鋤形器、石錘,還有少量的亞腰斧形器、蘇門答臘式石器、尖頭器。其中鋤形器、亞腰斧形器、蘇門答臘式石器都是原始農業用具。骨器主要有骨鏟、骨針和骨椎。骨鏟用動物長骨做成,它是將動物的長骨縱向破裂兩半,一端打擊成刃使用。骨鏟的柄部常保留長骨的生理形狀,刃部則磨蝕得光滑油亮,這并非磨制成器,而是長期用細軟物質磨蝕而成。骨針和骨椎多用鹿類動物的炮骨作原料,炮骨被縱向分割成骨桿,然后進行磨制加工。通體磨光呈細長圓柱狀,尖部圓錐刃的為骨針;僅將尖部磨成圓刃狀,柄部仍保持骨桿的原始形狀,只稍稍磨圓棱脊的為骨椎。角器只見角鏟,以角環部為柄部,以角干折斷斜面形成刃部,因使用頻繁或使用時間較長,角鏟刃部磨蝕比較光滑。骨鏟和角鏟均用于掘土,也與原始農業有關。牙制品主要是用動物的犬齒制成的裝飾品,有用扁刀狀的鹿類犬齒和圓錐狀的小型食肉類動物犬齒制成的兩類牙飾,都在犬齒的根端刻成凹槽,用于栓繩佩帶。牙飾品的出現和使用,說明玉蟾巖人已經有了原始的審美觀念,至于用動物犬齒作裝飾品應與狩獵經濟有關,在現代一些以狩獵為主要生計方式的民族仍將佩帶動物部件制成的裝飾品作為成丁禮的一項重要程序。穿孔蚌器數量較少,均為殘器。蚌器上的圓孔,均是將蚌的外殼磨薄后,再用利器擊穿而成。穿孔蚌器的功能是利削和切割。   

眾所周知,粟、麥等旱作農作物起源于中國北方,溫暖濕潤的中國南方則比北方更具培育水稻的條件。玉蟾巖遺址提供的旁證條件表明玉蟾巖原始稻作農業萌芽的可能性。其一,18種水棲鳥類半化石的出土,反映史前的玉蟾巖附近有寬闊的湖泊淺沼環境,有適合水稻生長的良好自然環境,這不僅為玉蟾巖人提供了新的食物來源,還為他們有意無意進行人工選擇、馴化野稻提供了客觀基礎;其二,玉蟾巖附近的江永縣至今還保存有天然的野生稻,預示著玉蟾巖周圍在遠古時代有野生稻的分布,這為玉蟾巖人馴育水稻提供了物種基礎;其三,前面所述玉蟾巖出土了一批新的與原始農業有關的生產工具,如鋤形器、亞腰形石斧、蘇門答臘式石器、骨鏟、角鏟;其四,玉蟾巖遺址的文化土樣標本中含有稻屬植硅體,有力地證明遺存中水稻的存在和利用。三次考古發掘都出土了水稻稻粒,莊嚴宣告了玉蟾巖存在原始稻作農業的事實。   

1993年,考古隊員在漂洗玉蟾巖遺址近底部的文化層土樣中發現二枚稻殼,顏色呈黑色。1995年,在層位稍上的文化膠結堆積的層面中發現了二枚稻殼,顏色呈灰黃色。2004年,中美聯合考古隊發現了五枚炭化的稻谷。三次出土的,或炭化程度不一,或顏色各異,是因為標本所處的環境不同。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文緒對玉蟾巖遺址發現的稻谷進行了電鏡分析。他從稻谷的粒長、粒寬和長寬比、稃毛長度和稃肩角度特征、稻谷稃面雙峰乳突形態等三個方面對玉蟾巖出土的水稻進行綜合研究,認為玉蟾巖出土的稻谷的粒長與普通野生稻相似,粒寬則介于秈粳之間而傾于粳稻,長寬比則處于秈稻的變域而偏于上限,顯示出一種普通野生稻粒形向寬度橫向擴大演化的現象。出土稻谷稃毛長度處于普通野生稻與秈稻之間,表現出一種縱向縮小的趨向。出土稻谷的雙峰乳突形狀及其各項指標與粳稻相似,并保持了江永野生稻的性狀特征。這些特征顯示,可以推定玉蟾巖出土的稻谷是一種兼有野、秈、粳綜合特征的特殊稻種,體現了從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狀,定名為“玉蟾巖古栽培稻”。   

玉蟾巖古栽培稻最顯著的特征是“大粒性”。作為一種食物源,玉蟾巖人采集和種植水稻的目的是獲取稻谷。谷粒的變異是玉蟾巖人最初注意的性狀。他們并不在意水稻的植株形態和單位面積產量,但卻在意谷粒的變大。在野生稻粒長不變的基礎上發生的粒寬變異,必然受到他們的注意,并有意無意加以選擇,這是最原始的人工栽培稻,是一種長而寬的大粒型稻谷的演化。實際上,在古代,人們是以大為美的,比如在漢字中,“美”字就從羊從大,而中國歷史上一些有名的王朝,如秦、漢、唐、明、清,皆冠以大秦、大漢、大唐、大明、大清等美名。   

玉蟾巖古栽培稻的原始性狀說明了玉蟾人馴育水稻的早期性,對玉蟾巖古栽培稻的測年也證實了這種判斷。經測定,玉蟾巖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約1.2萬年,這是世界上發現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標本。   

從古至今,關于包括水稻在內的農業起源一直是人們關心的話題。在中國古代就有許多有關農業起源的話題,最有名的是神農氏。炎帝神農氏,據傳是中華始祖,是農業、醫藥、商業、音樂之祖。所謂神話固然有杜撰和夸張的成分,但也有其合理的內核。從民族學的意義上看,炎帝神農氏不是專指一個人,而是泛指以神農氏為首的部落聯盟。他們在中原與以黃帝為首的部落聯盟爭奪領導權失利,然后由北往南一路遷徙,最后在湖南定居。所以,從陜西到湖北、湖南都有許多關于炎帝神農氏的傳說。炎帝部落聯盟在湖南定居后,隨著與當地人群的交流與融合,學會并改進了水稻栽培技術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他們不是稻作農業的發明者,而是稻作農業的繼承和發展者。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考古學的深入,小麥、大麥、玉米等農作物的起源已有定論。但水稻起源的地點和時間,學術界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意見:如中國云南—印度阿薩姆起源說、華南起源說、長江中下游起源說等,起源的時間也由四五千年逐漸推移到八千年以前。而玉蟾巖遺址無論是出土的文化遺物顯示的經濟形態,還是出土的動植物遺骸所反映的生態環境,甚至現在保存的野生稻標本佐證的物種基礎,乃至玉蟾巖古栽培稻的年代及其顯現出的原始性狀,都雄辯地證明玉蟾巖是世界稻作農業的起源地。2004年,國際農業考古的最權威人士,中美聯合考古隊美方領隊巴爾·約瑟夫曾興奮地表示:“我很幸運,能來中國,能來湖南,能來玉蟾巖,站在這里追尋稻作文明的起源。”   

玉蟾巖周邊地區的地名和考古發現也見證著玉蟾巖是世界稻作農業的發祥地。玉蟾巖附近有嘉禾縣。《桂陽州志》:“《管子》曰:神農種谷于淇田之陽……九州之人,乃知谷食。”又云:“天降嘉谷,神農拾之,教耕于騎田嶺之北,其地曰禾倉,后以置縣。”禾倉即谷倉,嘉禾縣,古稱“禾倉堡”。沿嘉禾縣往東北行百余里到達耒陽縣,耒陽的得名也與農業有關。眾所周知,耒是原始的農業用具。此外,在玉蟾巖周圍,相繼發現的上萬年的稻作文明的遺址有江西萬年仙人洞、廣東英德牛欄洞。這表明玉蟾巖及其周圍地區種植水稻歷史悠久。   

文化的傳播無外乎濡化和涵化兩種形式。玉蟾巖原始稻作農業興起后,首先向其四周連續擴散,于是有了前面所言的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廣東英德的牛欄洞等稻作文明遺址,其傳播時間大約在1萬年前;其次,通過瀟水,湘江、長江等水域和陸地的傳播路徑,在距今6000~9000年前,傳播和擴散到長江中下游、華南及黃河流域;這一時期水稻農耕文明的代表性遺址比比皆是:湖南彭頭山文化遺址、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等。由此再向更大范圍內擴散到全球:南下中南半島、印度半島,造就了東南亞、印度部分以水稻為主的農耕文明;向東沿海岸線北上到東北亞及日本列島,催生了中國東北、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稻作文明;跨過白令海峽或突破太平洋島鏈傳到美洲;向西傳至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楚人好問,二千多年前著名詩人屈原曾大膽甚至有些離經叛道地寫下了《天問》;湘人敢為天下先,一萬多年前玉蟾巖人實現了水稻農業的第一次革命,成功培育了人工水稻,一萬多年后著名雜交水稻專家袁隆平成功實現了水稻農業的第二次革命,培育了雜交水稻和超級稻。這是湖南人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兩項重大貢獻。   

種種跡象表明:玉蟾巖遺址是一處由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過渡的文化遺存,它為人們展示了人類水稻農業產生過程的初級經濟形態,詮釋了人類制陶工業起源的過程。因此,玉蟾巖遺址在1995年12月和2001年3月分別被評為“1995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2001年6月,玉蟾巖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玉蟾巖遺址的發現和成功解讀,雄辯地證明湘江上游和瀟水流域在中華遠古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有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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